伴死，即陪伴他人死亡，应该是爱的表现，可这份爱却颇无能──小编这念头源自当初上英国文学课时读伍尔夫（Virginia Woolf）的遗书。1941 年 3 月 28 日，她在大衣的口袋里塞了块大石，步行至住家附近的乌斯河（River Ouse），在此结束生命。她的遗书是写给丈夫伦纳德（Leonard Woolf）的。在信中，伍尔夫坦诚自己因忧郁症而无法写作、阅读，她感觉自己又要发疯了， 而这次，她将无法复原。然而，在这无计可施、无药可救的绝境里，她仍肯定伦纳德的陪伴。她将此生所经历的快乐都归因于伦纳德，并感激他对自己的百般忍耐。她写道：“若有人能救我，那人必定是你”、“我不认为有人能比我俩更快乐”。但伦纳德还是没能救她，她还是死了。深知是死局一场，读着这封遗书的年少的我只觉得爱无能。我不否认字里行间有爱，伍尔夫爱伦纳德，才会在信中这样描述他们的爱情；而伦纳德也爱伍尔夫，才会对饱受忧郁症所苦的她不离不弃。但这爱除了被伍尔夫记在纸上，于临死前赞美一翻，在现实里却发挥不了多少作用。“若有人能救我”──然则没有人救得了我，即使你爱我、我也爱你也好，很爱很爱也好。这些年来，我偶尔会想起这封遗书，每次也都得出差不多的解读和对爱的看法。最近一次，发生在看阿莫多瓦（Pedro Almodóvar）的《隔壁的房间》（The Room Next Door，2024）时，我惊喜地意识到两者之间的微妙呼应，而这场文学与电影的相遇，也促使我重新思考伍尔夫在死前对爱的赞美，与她终究选择死亡之间的矛盾性。撇除我的联想，《隔壁的房间》与伍尔夫及其遗书无直接关系， 但这部阿莫多瓦的首部英语长片仍与文学息息相关。一来，它改编自西格丽德．努涅斯（Sigrid Nunez）的小说《告诉我，你受了什么苦？》（What Are You Going Through，2021）；二来，这本小说中指涉了更多文学作品及其作者的故事，阿莫多瓦在改编时也致力于再现这些指涉。当然，我们也可撇开文字的框架，视电影为文字以外的另一种文学形式，不过，以电影作为文学形式并非本文之目的。本篇文章想谈的是爱与死的矛盾，这固然是个老生常谈的文学母题，但在阿莫多瓦的改编与朱丽安摩尔（Julianne Moore）、蒂妲．史云顿（Tilda Swinton）的演绎下，这老题目不但跃然于银幕上，与观众的关系也不限于视觉方面──尽管我们未必如主角英格丽般，被至友请求伴死。是的，《隔壁的房间》的剧情就是伴死这么简单。小说作家英格丽（朱丽安摩尔饰）在签书会上偶然得知失联多年的至友玛莎（蒂妲．史云顿饰）患上末期癌症，她前往探病，重启这段友谊，也同时启动陪伴玛莎死亡的历程。所谓“陪伴玛莎死亡”不是指与她一起死，而是玛莎决定要在健康与性命被癌症吞噬前，在自己尚是人模人样之时，自行结束生命，但她害怕独自死去，于是请求英格丽在隔壁的房间陪伴──这也是片名的由来。

说来简单，但其实很难。不过，我其实不是很确定一起死和伴死哪个比较难，毕竟说到会相约同死者，我首先想到殉情者，再来是桃园三结义，若还有其他案例，大抵都是彼此之间为最亲密或最特殊的关系。然而，假如是在这样的关系里，一起死也许比伴死容易，因为，你要怎样陪伴与见证至爱自杀而自己独留人间呢？旁观他人自杀的伦理问题还是其次，情感上，我们又真的能承受和消化吗？ 这也是玛莎不找女儿蜜雪儿伴死的原因之一。英格丽是她的至友（此处使用“至”而非“摰”，以强调第一顺位的知心好友）而非家人或爱人，这么说并非要强行区分友情、亲情和爱情等各种情感，有些人的至友和家人或爱人也许刚好是同一人。我不排除这个可能性，但指出英格丽与蜜雪儿之别，除了有助于明白在剧情上为何设定由她伴死，她的至友身分也相对能凸显出爱与死的矛盾性。怎么说呢？至友也可以说是介于亲人或爱人与普通朋友之间。至友比普通朋友知道得更多，就像英格丽和玛莎都知道对方的情史，甚至交往过同一个男人，而玛莎也把自己的家事通通与英格丽分享，包括她与前男友亦即蜜雪儿生父的相遇与分手，以及他并未战死沙场，却死于战争所造成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。这些话玛莎无法对蜜雪儿说，亲人或爱人反而较难像至友般无所不谈，而至友也不会像亲人或爱人般，在关系中极力求爱，或力图以爱克服关系中的种种困难。结果却成反证，证明了爱的无能为力。蜜雪儿写信给生父的遗孀，把他受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引发的幻听所惑，冲进无人的火场“救人”，结果断送性命，写成为了她这个“爱女”而死，这是极力求爱不果；遗孀在火场外声嘶力竭地哭喊却喊不回丈夫，这是以爱克服困难不果。这两个案例尽管内容极端，在戏中的呈现却毫不煽情，或者因为叙事者是玛莎，身患绝症的她同样处于极端而起了中和效果；又或者因为聆听者是英格丽，致使聊天的氛围如此自然并夹杂着欢笑。此外，也正因为英格丽的至友位置，这也许是最合宜的距离，不过度亲密，但也不至于抽离。当然，若把脉络换成原生家庭或爱情，对距离的拿捏更不由我们。但《隔壁的房间》所谈的关系不只在于家人、伴侣和朋友之间，更是我们与世界的关系。最能凸显出这方面的莫过于曾分别与英格丽、玛莎交往的米安，愤世嫉俗的他认定世界已经没救，文学因而无用。“就算全世界的诗人都坐下来写诗、写气候危机，连一棵树也救不了”，他说。而经常作为创作灵感的性也被他视为无用，后悔年少轻狂时曾被性欲牵着鼻子走；爱也无用，他庆幸曾结婚生子的自己如今单身且独居。但文学的作用或意义是什么呢？此处所言固然非所谓“文学无用论”，即以经济效益来衡量文学的价值，但正如爱救不了死，文学也救不了树，世界在可预见的将来不见得会变好，我们却依然活在其中。世界不会因为我们活着而变好，我们却依然活着。而我想，这也许就是至友的位置──陪伴世界死去，也许你未必多爱这个世界，但你也无法澈底与之切割。我曾经以为这是个无能为力的位置，所以我把伍尔夫的遗书读成了爱无能；英格丽同样无法挽留玛莎，但她却质疑了我对伴死为爱无能的看法。爱、文学、活着的意义不在于对抗死亡，而是陪伴死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