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飞纪录片《陌生号码：高中短信诈骗疑云》（Unknown Number: The High School Catfish，2025）近日备受关注和讨论，取材自美国密西根州比尔市的真实案件，在人人相互认识的小镇上，甜蜜可爱的13岁校园情侣劳伦（Lauren）和欧文（Owen）某天开始收到匿名短信，在不实且不堪的信息轰炸中，包含对劳伦的性羞辱和外貌羞辱，以及对欧文的性幻想。信息内容强烈挑衅、挑拨两人关系，并透露出对他们生活细节的熟悉，骚扰者似乎随时跟踪在侧，使他们承受远超负荷的恐惧和压力，最后导致分手，可攻击却变本加厉，甚至要胁劳伦自杀。本片最大的震撼，在于凶手的真面目令人难以置信：劳伦的母亲肯德拉（Kendra）。这已足够惊人──一个母亲，竟能如此病态地对待女儿？回顾肯德拉在整起案件过程中的双面性和欺骗性，也更让人悚然：她始终是劳伦最亲近、重要的支柱和依靠，且欧文的母亲亦对她无比信任、交情甚密。警方调查期间，肯德拉更凭教练身份暗中诬陷篮球队学生克罗伊，更波及欧文的表妹艾卓安娜，导致她们受尽旁人猜疑，校园生活和人际间的信任层层瓦解。而事实被揭露后，肯德拉一面在法庭上落泪忏悔，却仍在镜头前捏造谎言、编织借口，她心存侥幸，看不出愧疚或歉意，甚至入狱后还持续夸张地对女儿使用“爱”的语汇，皆一再让人瞠目结舌。观看此作，首先升起的反复疑问，是肯德拉怎么会有如此言行？片中点出她的行为或可归为“代理性孟乔森症候群”：照顾者透过虚构他人（尤其受照顾者）的病症，诱发或对其施加身心虐待，以获取他人注意力和同情。这是人格及行为方面的精神障碍，而若进一步探究，可以看出肯德拉的情况与“自恋型人格障碍”（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，“NPD”）的特征有所重合，并在事件过程和纪录片中主要以“脆弱型自恋”（vulnerable NPD）而非“自大型自恋”（grandiose NPD）的样貌展现。“自恋型人格障碍”的核心是自我调节缺陷，导致自大与脆弱的自我和情感状态并存。在肯德拉身上体现出的人格障碍特征，为自尊不稳定、依附外在认同，难以调节自卑、失落、嫉妒??等情感，缺乏同理心、工具性地利用或剥削他人。就心理层面而言，“脆弱型自恋者”的自尊更为脆弱，焦虑、敏感于批评和威胁，因而倾向以谦逊、共情、助人的形象与人互动，但动机多出于自我形象和操控，实则内心情感仅关注自我，常透过幻想满足自恋需求。而就行为表现而言，经常以受害者之姿或被动攻击等较隐晦的方式进行操纵，并将责任和错误归于外在或他人，对亲近的人（尤其子女、伴侣）经常造成极大伤害。因此，当生活丰足安全，肯德拉便乐意做出关爱孩子的举动，成为一名众人眼中的“好母亲”，如积极参与劳伦学校活动，与劳伦亲密非凡。然而，一旦她遭逢巨大的现实挫折（失业和财务危机），低落、受创的自尊便急需一个舞台、角色来博取认同，以巩固自尊。她出于胆小而无法面对现实，也急于维护自我形象，因而无法在明面上将愤怒、羞耻向外投掷，便躲进暗处，透过虚假身份和匿名，卑鄙地向最无回击之力的女儿和其他学生下手，以创造她仍掌控一切、甚至位居高处的假象，继续满足她的病态自恋。至此，我们也察觉到了，虽然肯德拉的案件特别极端和戏剧化，但其实类似的心理历程、转入网络匿名攻击的作为，是当今普遍的现象，只是程度各异。因此，试着分析肯德拉的人格特征，不是为了隔空诊断，或简化、标签化她的行为，而是希望往问题深处走去。世界低迷混乱的现实、关系的变动，使困顿挫败成为许多人的生活常态，网络亦提供了便捷、低门槛、心理上相对安全的方式，让人恣意发泄或构建幻想。但更关键的或许是探问，当社会结构、资本消费主义和网络特性，形塑了人们将自我价值绑定于外在认同和注意时，将光环集中于各种意义上的“位居高位”者，以负面信息挑动焦虑，这是否成为了这个时代难以逃脱的心理困境？而我们需要的情感教育，在此背景下，如何更好地协助锻炼稳定的自尊，调节负面情感，进而拥有承认错误与失败、面对现实的勇气？此案件的另一个重心，是母女、亲子关系。在长达两年的精神虐待中，肯德拉作为母亲，一手给予女儿抚慰支持，另一手发送疯狂的羞辱、贬低，眼睁睁看劳伦失去曾有的爱、自我价值和生命活力。其实，孩子天生爱着、信赖、且最希望得到父母的认可和喜爱，可是有问题的父母──自恋型人格是常见的一种──却反过来利用此柔软天性和身为父母的权力，进而操纵、掌控，甚或欺压、虐待孩子。

但孩子通常情愿相信父母的爱，以此寻找被爱的证据，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忍耐，撑过被不当对待的委屈和不适，祈求爱能延续。很可能因此，劳伦在真相揭露的初期，仍愿拥抱、并希望母亲回到她的生活中，直到分离了一段时日，才转而认为需要谨慎思考母女关系。明明以“爱”之名，却实践着恰恰相反的言行，肯德拉讽刺地继续以过往创伤和“爱与保护”作为辩解。诚然，如果肯德拉确实经历性侵创伤（有鉴于她谎话连篇，观众无法确知），那必是她人格与疾病的深层根源，需要精神和心理专业的协助和治疗。不过，即使这提供了理解的可能，却丝毫不能正当化她的罪行，反倒看出她再次将自己放进受害者的位置。而此举的强烈伤害性便在于，她企图混淆谁是真正的受害者，并将女儿的创伤与自己的创伤捆绑并陈，引导人们在心疼劳伦的同时、亦同情她，转移对她“加害／施虐”的角色的坚定指认，企图淡化她其实拥有自主和选择，隐隐推卸本该承担的责任与错误。这或许是为什么“脆弱型自恋”的施虐格外令人难受：她一方面虚伪地躲在爱与关心背后，另一方面利用了亲密关系里自然的依恋，以及人与人之间真诚的信任。而肯德拉蒙骗、操纵的对象，其实从女儿、丈夫、好友，延伸扩及至导演与观众。从纪录片的拍摄、剪辑和呈现，可以感受到导演斯凯?博格曼（Skye Borgman）带着温和的女性观点，以同情而非猎奇的角度，尝试倾听案件里每个人的故事。不过，在肯定此初衷和作法，并对人性复杂有所觉察的同时，我们却也不得不反思，若给予镜头前持续说谎的肯德拉，以及其动机和背后创伤过多的善意理解（benefit of the doubt），又或者平等地同情肯德拉和劳伦，是否某程度上模糊了是非，反而提供加害者脱逃的空隙，甚至对劳伦和其他受害者而言，这也是一种残忍和二次伤害？片末，看着劳伦的父亲以亲近、温暖的“爱”陪伴劳伦，我们都不由得松了一口气。有时候，我们出于细腻情感与同理心，或是为了避免冲突，不愿做出强烈控诉和负面评断。然而，正如片中劳伦父亲返家得知真相后，当下盛怒、要求肯德拉立刻离开家，虽然决绝，却因此保护了女儿。也唯有当他毫不妥协地对肯德拉表示“无论你再说什么、出于什么原因，你的行为都不可被接受”，肯德拉才比起警方登门揭穿她时，更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有多严重。而劳伦，她大概还需要无限的时间和空间，来沉淀这么深刻的创伤。直到未来长出新的力量，才可能决定要如何、或是否要继续与母亲的关系。不解、疼痛、愤怒、悲伤交织，时隐时现，创伤疗愈长路漫漫，而能穿越黑暗的，也唯有一遍遍体验真诚的“爱”与信任──幸好，目前的劳伦看起来确实被爱环绕，而她值得。每个孩子都值得。